“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在提出初期，这个概念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尤其是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逐渐成为舆论热点。然而，在讨论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被这个概念的“逻辑陷阱”所误导，甚至对国家未来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其实，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学者经过客观研究都不难得出结论：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这一概念的语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许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将会进入经济停滞期，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等现象，最终长期徘徊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之外。深究这个概念，可以发现其缺乏严谨的理论论证，存在不少“逻辑陷阱”。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等。从联合国公布的各国国民幸福指数排名看，被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排名显著高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但有关调查却认为它是“全球最幸福国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调查显示，在高收入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未来表示乐观的国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在孟加拉、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国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并没有经济学方法论支撑，因而相当片面。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标准往往是与美国对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比如，按美国经济学家胡永泰的说法，人均国民总收入是美国水平55%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相当于美国水平20%—55%的为“中等收入国家”，是美国水平20%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通行的中等收入标准是按照汇率法计算、用美元衡量的，例如，人均国民总收入在4126美元至127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样的对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是“历史陷阱”。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弯路。因此，不能过早地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而且，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并不代表着未来就会高枕无忧。目前，有的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低增长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因此，需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中等收入陷阱”。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如何营造有利于平稳健康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才是更有意义的讨论话题。

　　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一些拉美国家常常被视为典型案例。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所暴露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开发、科学技术落后、贫富差距悬殊，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也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而观察中国不难发现，我们早已吸取一些拉美国家发展中的教训，不仅没有走上拉美国家的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新路，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大力转变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绿色发展，是我国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生动体现。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具体而言，绿色金融通过信贷、债券、基金、保险等工具和政策，将资金引导到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项目中。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已经对绿色投资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正在加快建立。

　　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些拉美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政府公共职能缺失，导致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却找不到工作，出现了许多贫民窟，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相比之下，我国的城镇化始终在有序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优化城镇布局，努力创造更多城镇就业岗位，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速形成。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城乡居民衣、食、住、行水平，并且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2020年将使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一系列举措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近年来，我国一直把振兴实体经济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放在重要位置，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我国的产业链向着中高端方向加速迈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等诸多重点领域，我国企业正走向世界前列。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无疑将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产业根基。

　　上述这些举措能够保证我国不会重蹈一些拉美国家覆辙，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我国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举措，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在高质量发展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我国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表明我国完全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营造有利于企业自主经营、消费者自主消费的公平市场环境。针对经济领域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提出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重点任务有序推进，无效和低端供给明显减少，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日益扩大，市场主体活力显著增强。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在“三去一降一补”基础上加快实施“破”“立”“降”，即破除无效供给、培育新动能、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及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些举措正在产生积极效果，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结构持续优化。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动力充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在经历了初始阶段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发展无法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逐渐失去发展动力，因而陷于停滞。我国高度重视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持续推进，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发展，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

　　大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展的均衡性显著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我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抓手。“一带一路”建设着眼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方位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空间格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重心，也是沟通我国东中西部的交通大动脉。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将构建起沿江绿色生态走廊和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促进沿江产业合理布局，更好发挥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作用。目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深入推进，新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城市群建设提质增效，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大大增强。

　　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促进共同繁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上升，并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让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和治理机制改革，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积极参与上合组织、亚信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论坛，促进世界发展更加均衡。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增添更多发展动力。因此，中国不仅自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将助力其他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